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讓農村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解放。土地分不分到農戶,工廠包不包到個人是集體走富路,還是個人奔小康劉莊面臨著痛苦的選擇。史來賀一遍遍地學習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回顧劉莊的發展歷程。他得出的結論是,分則不利,合則有力。劉莊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成立了農工商聯合社,實行“綜合經營、專業生產、分級管理、獎懲聯產”。在一片爭議聲中,劉莊人用自己的實踐證明史來賀的決斷和劉莊人的選擇是正確的。 史來賀當上劉莊村的支部書記之后,凡事總是先為群眾著想,寧肯自己吃虧不能讓群眾吃虧,成了他多年的習慣。1965年,他任縣委副書記,縣里開始給他發工資。這時候劉莊的分配水平還不高,史來賀把縣里發的工資交到村里,和村民一樣拿工分。劉莊的分配水平大幅度提高以后,史來賀又放棄了拿村里的分配,拿起了縣里的工資。有心人為史來賀制作了一份“1977年至1990年史來賀與劉莊同等勞力年收入對照表”,從中可以看出,僅這14年里,史來賀比劉莊同等勞力少收入2.5萬余元。1976年,史來賀帶領村民自籌資金要給每家每戶蓋成獨門獨戶的二層小樓。在歷盡千辛萬苦之后,第一批新房建成了。村民們要建房出力最大、操心最多的史來賀先搬進去住。史來賀召開大會說“搬新房先群眾,后干部。群眾中誰住房困難誰先搬。”就這樣,蓋好一批,搬遷一批。直到6年以后,史來賀才和最后5戶一起搬進新居。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給史來賀所在的劉莊村經濟發展帶來勃勃生機，時任劉莊村黨委書記的史來賀面對集體經濟落后、村民貧困的現狀，挑起了帶領全村人治窮致富的重擔。改革開放后，政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當時他正年富力強，兩個兒子世領、世會也有才干，爺兒仨如拉出去單干，人脈本事足以輕松致富，甚至有人預言他會成為雄踞中原的富翁……他卻說：“個人富了，大多數人還窮，吃飯不香，躺在床上也睡不好覺呀。集體搞好了，群眾富了，個人也就富在其中了。”他多年養成習慣，每夜入睡前，都要對全村300多戶“過電影”。劉莊村民說：“在咱村，是集體致富，不漏一家。全村誰家日子不能過了，老史都過去拉一把。特別是對困難戶，格外看得重，恐怕他們過不好。”他最牽掛的是病人、老人、孤兒寡母、殘疾人，連到劉莊上班的外地合同工都感嘆：“這些可憐人，平時誰理？攆在人家后頭說話人家都不想聽呢，他們在劉莊有福了。” 為了讓劉莊群眾盡快富起來,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史來賀帶領村民先后辦起了食品廠、造紙廠、淀粉廠。在那個物資緊缺的年代,這些工廠很快為劉莊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劉莊發展進入了快車道。史來賀和村班子成員反復考察,引進了高科技生物工程項目,在劉莊建設了一座全國最大的以生產肌苷為主的生物制藥廠。經過此后幾年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技術不斷創新,劉莊藥廠已經位列全國醫藥行業百強, 生產的肌苷產量已占據全國的一半以上市場份額，年產值占到了劉莊總產值的80%以上。史來賀運用邊學邊干的實踐中掌握的領導科學和管理知識,史來賀帶領劉莊形成了以農促工、以工建農、農工商并舉的集體經濟的新格局。 史來賀為了劉莊的發展,為了劉莊群眾的富裕吃了一輩子虧,換來的是劉莊群眾對黨組織的無限信賴,換來的是基層黨組織在群眾中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戰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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